邵伯温伪托苏洵之名写《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

邵友华

邵伯温伪托苏洵之名写《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


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2019-12-18 作者：苏虹 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浏览次数:1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
  

绍兴邵永庆

转帖：


《有关《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
（已下载PDF）
   【摘要】北宋苏洵所作的《辨奸论》一文清代李绂、蔡上翔经过考证认为是邵伯温伪造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李清怡、曾枣庄、章培恒、王水照等学者研究确为苏洵所作并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  

【 关键词】宋代文学《辨奸论》邵伯温真伪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辨奸论》一文一般认为是北宋苏洵所作。经元、明两代基
本上无疑义。直到清初李绂在其《穆堂初稿》卷四十五所载《书辨奸
论后二则》一文中对《辨》的作者发出疑问并考订出是邵伯温伪
作。后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又据李说加以发挥遂成定谳。
尤其是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
家》一书中也以两家说法认定《辨奸论》是伪作以致引起李清怡、
吴小如、章培恒、曾枣庄、王水照等学者的广泛关注纷纷撰文讨论
《辨奸论》的作者问题互相驳难。  
  一、  
    李绂将《辨奸论》、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苏轼所作《谢
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三篇文章认定为均是邵伯温所伪作。其中证明
《辨奸论》为邵氏所伪作他举证三点第一《辨奸论》最早见于
邵氏《闻见录》编于绍兴初年第二《文献通考》载苏洵《嘉?
集》为十五卷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其中并无《辨奸论》。
而《辨奸论》见于二十卷本《老苏文集》应为后人所掺第三欧
阳修为苏洵写过墓志曾巩也作有哀辞都未提及《辨奸论》二人
全集也未提及。证明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为邵氏所伪作时他举
证第一邵氏《闻见录》以自叙语气来叙述辨奸缘起第二《墓
表》中称苏洵为“先生”语气不类第三《墓表》所叙王安石在
嘉?初党友倾一时与史实不符第四张方平《墓表》已提及王安石
于熙宁二年1069被命相一事晚于下葬的时间。证明苏轼《谢张太
保撰先人墓碣书》为邵氏伪作他举证两点第一《谢书》有“秦无人”
一语和张氏《墓表》“蜀无人”一语相类应出同一人之手；第二，张
氏死后苏轼为其撰写《墓表》时谈到他与苏洵相交往时却不提《辨奸
论》。以上就是李绂考证的全部论点尤其以《辨奸论》首见于《闻见
录》这一项最为基础其他诸疑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后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嘉?八年下申述李绂之说又补
充六条材料。  
    李、蔡二人所论不无道理但是疑窦颇多。比如仅仅从文辞语
气上相类似就断为伪作。而且二人拿不出直接证据空发议论很
难说服人。后来章培恒撰文参以文献和史实逐条证明上述诸论点不
成立从而根本上否定伪作说。这反而说明了李、蔡二人轻下结论
草率行文的缺点。  
    张家驹《〈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末年党争缩影说》1961年4
月4日《文汇报》一文主要是说由于北宋时洛、蜀、朔三党斗争
导致身为洛党的邵伯温伪作《辨奸论》以攻讦王安石与新法也兼有
“含有中伤苏氏父子之意”。从党争这方面来论证有利于挖掘各党
人的背景和所处环境从而探讨党人们的行为动机对揭示《辨奸论》
作者有一定作用。但是攻讦王安石与新法的人不在少数为何只是邵
氏一人而且连作三篇文章此文未作详细说明。  
    吴小如《说〈辨奸论〉真伪问题》1957年3月28日《文汇报》
一文主要是针对李清怡的文章见下进行反驳大体上是申述李、
蔡两家之说并未提供新的材料。仅在文末指出了李清怡误将宋仁宗
嘉佑八年1063误为至和八年。  
    刘乃昌《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
第3期一文持伪作说但不认为作伪者为邵氏。指出苏轼于元丰间
与王安石交往并不可能如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于此时请张方平
为其父作墓表。又指出《四库珍本初集》所收《乐全集》刊于孝宗时
期仍有可能羼入伪文。证据比较可靠但是对于证明伪作仍不能
说明问题。  
    下面谈谈持真作说的情况因为邓广铭的两篇文章均是针对章、王而
作所以附在这里和他们一同讨论。  
  李清怡于1957年3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辨奸论”
的真伪问题》一文对邓广铭所持邵氏伪作说进行驳议认为张氏撰
写《墓表》时邵伯温尚在童年不可能作伪肯定张氏作《墓表》
是确有其事。因为持伪作说的人认定张氏《墓表》和苏氏《谢书》均
伪所以李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具体考证。  
    周本淳所作《〈辨奸论〉并非伪作》载《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反驳李、蔡之说指出胡仔并非元?党人其绍兴间所作
《苕溪渔隐丛话》据张方平《墓表》谈及《辨奸论》则《墓表》非
伪又《墓表》见于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又宋孝宗乾道年间
郎晔所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四载有苏轼《谢表》同书卷
五十六《乐全先生集叙》中说苏轼手校并家藏《乐全集》而《乐全
集》卷三十四又有《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可证其实。周氏在文中肯
定了张氏《乐全集》在《辨奸论》真伪问题的关键作用又举出版本
证据立论可靠。  
     王保珍《从苏、王、邵三个家族来推论〈辨奸论〉之作者》载
《宋代文学与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一文视角独特从史料
入手结合当时背景梳理苏、王、邵三家的交往指出当时人不满政
敌之见多有“辨奸”之举《辨奸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还指出清人
李、蔡二氏伪作说的论证并不严密立论武断难以让人信服。《辨
奸论》真伪的问题并非研究北宋党争的关键主要说明了南宋人把《辨
奸论》当作一种武器用来抵抗王安石的新法其态度显而易见。  
    比较成熟的文章还有曾枣庄《〈辨奸论〉真伪考》载《古典文学
论丛》第十五辑。曾文举证五点但是其第三点即“同意章培恒
的说法认为张方平《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有鲁鱼之讹因为
今存王安石之制词中并无‘生民以来数人而已’之语”。这一点颇
为颇为棘手曾氏和章氏的论据都很勉强均归结于讹误。何以《辨
奸论》会出现世上没有的语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曾氏从《辨奸
论》写作背景、苏王关系交恶的过程、《辨奸论》的流传经过以及《辨
奸论》的风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问题深入细致分析。但曾氏依《闻
见录》和《宋史》立论比较危险特别是《宋史》记事庞杂有史   料失
实的问题。   
二、  
        真正从真伪问题的根源入手进行全面的分析当属章培恒的
《〈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载复旦大学1980年增刊《古典文学论
丛》一文。《辨奸论》真伪问题的缘起是李、蔡二人首先质疑而
其论证又颇有武断之处。所以李、蔡两人观点的正误也就是《辨奸
论》真伪问题的正误。章氏之文持真作说对李、蔡两人全部论点
逐条反驳举证丰富持论严谨考证严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很好
地解决。章氏还补撰《苏轼〈乞录用郑侠、王?状〉非后人伪造》、《张
方平与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的关系》二文进一步追根究底。全文五
万余字是一篇考证力作学术价值很高。  
     章文逐条对李、蔡伪作说进行反驳如章氏认为王安石“囚首丧
面”是一种魏晋名士风度的表现嘉?初王安石所结交者尚有韩绛、
曾布、吕惠卿等新法派成员这些人也都是好名之辈章文举例说明
《墓表》中称苏洵为先生乃张方平出于对苏洵的敬重与当时士风并
无相悖之处章文说明墓表与哀辞功用不同墓表实重于哀辞可见
苏氏兄弟向张氏乞墓表当在情理之中又章文考证苏轼《与藤达道书》
写作年代应为元丰六、七年间而不在王安石死后书中回护新法之
语乃应酬客套之语不是苏轼心绪的真实表白苏、王二人在政见上
仍有分歧。  
     此外章氏在版本材料方面又举证说明张氏《墓表》、苏轼《谢
书》均非伪作《辨奸论》在邵氏之前已行于世指出南宋绍兴间
所刻十六卷本《嘉?新集》接近二十卷苏洵文集原本其中就收有《辨
奸论》。  
    章氏之文大体而言都能切中要害持论公允从而可以驳倒
李、蔡二人。不过其中对于《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的反驳稍显
无力不能服人。如果得不出合理解释那么《墓表》仍会被攻之为
伪作。  
    邓广铭为了反驳章氏之论写了《〈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
再判》载《国学研究》第三辑一文。但是邓文明显在反驳上略显
软弱而且没有提供新的材料来论证很多问题的驳难似是而非并
未真正驳倒章文。这也显示出持伪作说的困难之处。
    邓文主要提出七点驳议我们认为可以说明问题的有两条第
一章氏认为《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为抄书小吏抄写之误邓
氏则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重大抄写错误章说不成立
第二邓氏指出章氏曲解邵伯温序《闻见录》之意邵氏编此书当在
绍兴二年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此时方勺《泊宅编》尚未成书
行世。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是证明《辨
奸论》为苏洵所作的薄弱环节。而方勺《泊宅编》与邵伯温《闻见录》
孰前孰后也关系到《辨奸论》是否为伪作。  
     王水照在《〈辨奸论〉真伪之争》载《王水照自选集》一文中
提供了两条版本学上的新证据第一铁琴铜剑楼原藏宋刻孤本《类
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应为北宋麻沙刊本其卷三即收有《辨奸
论》第二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孤
本《东坡集》当为宋孝宗时所刻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其书卷二
十九收有《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基于上述两点断定《辨奸论》
与《谢书》均非伪作。这两条新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真
作说。  
     之后邓广铭又写了《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
教授》载《学术集林》第十三卷指出麻沙本《老苏文集》应刻于
南宋孝宗时而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便属于杭本系统但不一定就
是苏轼手定仍有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王水照又写了《再论〈辨奸化〉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
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载《学术集林》第十五卷取麻沙本
《老苏文集》与中华书局校点本《邵氏闻见录》二书所收《辨奸论》
对勘通过“羊叔子”、“仅得中原”两处异文进行辨析证明苏洵无
误用典故。王文还提出一条较为有力的佐证即《辨奸论》中提及“竖
刁、易牙、开方”三人其名字的排列次序与传统说法不同却见于苏洵
的《管仲论》倒像是苏洵自己比较特别的写作风格。  
     至此我们可知以章文为代表通过版本文献的证据有力地驳
斥了伪作说很有说服力。笔者也认为《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不
过还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张氏《墓表》中谈及“命相制”的事章、王
都没有很好解决二是方勺《泊宅编》何时编成及《辨奸论》的记载
写于何时未有明确的答案。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辨奸论》（包括
《墓表》和《谢书》）就均有造假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