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伪托苏洵之名写《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
邵伯温伪托苏洵之名写《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
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2019-12-18 作者:苏虹 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浏览次数:1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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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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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苏洵所作的《辨奸论》一文清代李绂、蔡上翔经过考证认为是邵伯温伪造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李清怡、曾枣庄、章培恒、王水照等学者研究确为苏洵所作并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
【 关键词】宋代文学《辨奸论》邵伯温真伪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辨奸论》一文一般认为是北宋苏洵所作。经元、明两代基
本上无疑义。直到清初李绂在其《穆堂初稿》卷四十五所载《书辨奸
论后二则》一文中对《辨》的作者发出疑问并考订出是邵伯温伪
作。后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又据李说加以发挥遂成定谳。
尤其是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
家》一书中也以两家说法认定《辨奸论》是伪作以致引起李清怡、
吴小如、章培恒、曾枣庄、王水照等学者的广泛关注纷纷撰文讨论
《辨奸论》的作者问题互相驳难。
一、
李绂将《辨奸论》、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苏轼所作《谢
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三篇文章认定为均是邵伯温所伪作。其中证明
《辨奸论》为邵氏所伪作他举证三点第一《辨奸论》最早见于
邵氏《闻见录》编于绍兴初年第二《文献通考》载苏洵《嘉?
集》为十五卷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其中并无《辨奸论》。
而《辨奸论》见于二十卷本《老苏文集》应为后人所掺第三欧
阳修为苏洵写过墓志曾巩也作有哀辞都未提及《辨奸论》二人
全集也未提及。证明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为邵氏所伪作时他举
证第一邵氏《闻见录》以自叙语气来叙述辨奸缘起第二《墓
表》中称苏洵为“先生”语气不类第三《墓表》所叙王安石在
嘉?初党友倾一时与史实不符第四张方平《墓表》已提及王安石
于熙宁二年1069被命相一事晚于下葬的时间。证明苏轼《谢张太
保撰先人墓碣书》为邵氏伪作他举证两点第一《谢书》有“秦无人”
一语和张氏《墓表》“蜀无人”一语相类应出同一人之手;第二,张
氏死后苏轼为其撰写《墓表》时谈到他与苏洵相交往时却不提《辨奸
论》。以上就是李绂考证的全部论点尤其以《辨奸论》首见于《闻见
录》这一项最为基础其他诸疑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后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嘉?八年下申述李绂之说又补
充六条材料。
李、蔡二人所论不无道理但是疑窦颇多。比如仅仅从文辞语
气上相类似就断为伪作。而且二人拿不出直接证据空发议论很
难说服人。后来章培恒撰文参以文献和史实逐条证明上述诸论点不
成立从而根本上否定伪作说。这反而说明了李、蔡二人轻下结论
草率行文的缺点。
张家驹《〈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末年党争缩影说》1961年4
月4日《文汇报》一文主要是说由于北宋时洛、蜀、朔三党斗争
导致身为洛党的邵伯温伪作《辨奸论》以攻讦王安石与新法也兼有
“含有中伤苏氏父子之意”。从党争这方面来论证有利于挖掘各党
人的背景和所处环境从而探讨党人们的行为动机对揭示《辨奸论》
作者有一定作用。但是攻讦王安石与新法的人不在少数为何只是邵
氏一人而且连作三篇文章此文未作详细说明。
吴小如《说〈辨奸论〉真伪问题》1957年3月28日《文汇报》
一文主要是针对李清怡的文章见下进行反驳大体上是申述李、
蔡两家之说并未提供新的材料。仅在文末指出了李清怡误将宋仁宗
嘉佑八年1063误为至和八年。
刘乃昌《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
第3期一文持伪作说但不认为作伪者为邵氏。指出苏轼于元丰间
与王安石交往并不可能如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于此时请张方平
为其父作墓表。又指出《四库珍本初集》所收《乐全集》刊于孝宗时
期仍有可能羼入伪文。证据比较可靠但是对于证明伪作仍不能
说明问题。
下面谈谈持真作说的情况因为邓广铭的两篇文章均是针对章、王而
作所以附在这里和他们一同讨论。
李清怡于1957年3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辨奸论”
的真伪问题》一文对邓广铭所持邵氏伪作说进行驳议认为张氏撰
写《墓表》时邵伯温尚在童年不可能作伪肯定张氏作《墓表》
是确有其事。因为持伪作说的人认定张氏《墓表》和苏氏《谢书》均
伪所以李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具体考证。
周本淳所作《〈辨奸论〉并非伪作》载《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反驳李、蔡之说指出胡仔并非元?党人其绍兴间所作
《苕溪渔隐丛话》据张方平《墓表》谈及《辨奸论》则《墓表》非
伪又《墓表》见于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又宋孝宗乾道年间
郎晔所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四载有苏轼《谢表》同书卷
五十六《乐全先生集叙》中说苏轼手校并家藏《乐全集》而《乐全
集》卷三十四又有《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可证其实。周氏在文中肯
定了张氏《乐全集》在《辨奸论》真伪问题的关键作用又举出版本
证据立论可靠。
王保珍《从苏、王、邵三个家族来推论〈辨奸论〉之作者》载
《宋代文学与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一文视角独特从史料
入手结合当时背景梳理苏、王、邵三家的交往指出当时人不满政
敌之见多有“辨奸”之举《辨奸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还指出清人
李、蔡二氏伪作说的论证并不严密立论武断难以让人信服。《辨
奸论》真伪的问题并非研究北宋党争的关键主要说明了南宋人把《辨
奸论》当作一种武器用来抵抗王安石的新法其态度显而易见。
比较成熟的文章还有曾枣庄《〈辨奸论〉真伪考》载《古典文学
论丛》第十五辑。曾文举证五点但是其第三点即“同意章培恒
的说法认为张方平《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有鲁鱼之讹因为
今存王安石之制词中并无‘生民以来数人而已’之语”。这一点颇
为颇为棘手曾氏和章氏的论据都很勉强均归结于讹误。何以《辨
奸论》会出现世上没有的语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曾氏从《辨奸
论》写作背景、苏王关系交恶的过程、《辨奸论》的流传经过以及《辨
奸论》的风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问题深入细致分析。但曾氏依《闻
见录》和《宋史》立论比较危险特别是《宋史》记事庞杂有史 料失
实的问题。
二、
真正从真伪问题的根源入手进行全面的分析当属章培恒的
《〈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载复旦大学1980年增刊《古典文学论
丛》一文。《辨奸论》真伪问题的缘起是李、蔡二人首先质疑而
其论证又颇有武断之处。所以李、蔡两人观点的正误也就是《辨奸
论》真伪问题的正误。章氏之文持真作说对李、蔡两人全部论点
逐条反驳举证丰富持论严谨考证严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很好
地解决。章氏还补撰《苏轼〈乞录用郑侠、王?状〉非后人伪造》、《张
方平与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的关系》二文进一步追根究底。全文五
万余字是一篇考证力作学术价值很高。
章文逐条对李、蔡伪作说进行反驳如章氏认为王安石“囚首丧
面”是一种魏晋名士风度的表现嘉?初王安石所结交者尚有韩绛、
曾布、吕惠卿等新法派成员这些人也都是好名之辈章文举例说明
《墓表》中称苏洵为先生乃张方平出于对苏洵的敬重与当时士风并
无相悖之处章文说明墓表与哀辞功用不同墓表实重于哀辞可见
苏氏兄弟向张氏乞墓表当在情理之中又章文考证苏轼《与藤达道书》
写作年代应为元丰六、七年间而不在王安石死后书中回护新法之
语乃应酬客套之语不是苏轼心绪的真实表白苏、王二人在政见上
仍有分歧。
此外章氏在版本材料方面又举证说明张氏《墓表》、苏轼《谢
书》均非伪作《辨奸论》在邵氏之前已行于世指出南宋绍兴间
所刻十六卷本《嘉?新集》接近二十卷苏洵文集原本其中就收有《辨
奸论》。
章氏之文大体而言都能切中要害持论公允从而可以驳倒
李、蔡二人。不过其中对于《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的反驳稍显
无力不能服人。如果得不出合理解释那么《墓表》仍会被攻之为
伪作。
邓广铭为了反驳章氏之论写了《〈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
再判》载《国学研究》第三辑一文。但是邓文明显在反驳上略显
软弱而且没有提供新的材料来论证很多问题的驳难似是而非并
未真正驳倒章文。这也显示出持伪作说的困难之处。
邓文主要提出七点驳议我们认为可以说明问题的有两条第
一章氏认为《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为抄书小吏抄写之误邓
氏则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重大抄写错误章说不成立
第二邓氏指出章氏曲解邵伯温序《闻见录》之意邵氏编此书当在
绍兴二年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此时方勺《泊宅编》尚未成书
行世。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是证明《辨
奸论》为苏洵所作的薄弱环节。而方勺《泊宅编》与邵伯温《闻见录》
孰前孰后也关系到《辨奸论》是否为伪作。
王水照在《〈辨奸论〉真伪之争》载《王水照自选集》一文中
提供了两条版本学上的新证据第一铁琴铜剑楼原藏宋刻孤本《类
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应为北宋麻沙刊本其卷三即收有《辨奸
论》第二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孤
本《东坡集》当为宋孝宗时所刻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其书卷二
十九收有《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基于上述两点断定《辨奸论》
与《谢书》均非伪作。这两条新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真
作说。
之后邓广铭又写了《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
教授》载《学术集林》第十三卷指出麻沙本《老苏文集》应刻于
南宋孝宗时而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便属于杭本系统但不一定就
是苏轼手定仍有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王水照又写了《再论〈辨奸化〉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
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载《学术集林》第十五卷取麻沙本
《老苏文集》与中华书局校点本《邵氏闻见录》二书所收《辨奸论》
对勘通过“羊叔子”、“仅得中原”两处异文进行辨析证明苏洵无
误用典故。王文还提出一条较为有力的佐证即《辨奸论》中提及“竖
刁、易牙、开方”三人其名字的排列次序与传统说法不同却见于苏洵
的《管仲论》倒像是苏洵自己比较特别的写作风格。
至此我们可知以章文为代表通过版本文献的证据有力地驳
斥了伪作说很有说服力。笔者也认为《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不
过还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张氏《墓表》中谈及“命相制”的事章、王
都没有很好解决二是方勺《泊宅编》何时编成及《辨奸论》的记载
写于何时未有明确的答案。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辨奸论》(包括
《墓表》和《谢书》)就均有造假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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